事实上，由于对经济和投资寒意的感知，与企业互动的增加，无论中央还是地方，均有改善和开放投资环境、增加企业服务的积极行动，并释出了大量政策信号。特别是在行政“放管服”领域，对企服务态度和办事效率，已有相当进步。

　　但由于困于现实残酷的经济环境，企业已难以明显感受到一般层面的“放管服”带来的改善。加上，近年各领域持续推进重安全、强规制监管制度，以及数字化精细监管技术，使对企业的监管趋于规范、严格，这可能有助于实现其他政治社会目标，但对企业客观上且至少在现阶段产生了压力。以及，经济下行期地方政府财政承压，使其克制对企业的干预和“攫取”的难度更高了。

　　营商环境优化工作处于一系列张力之中。在12月上海基层营商环境对谈会上，上海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主任陈彦峰提出，友好的营商环境的需要平衡“活力-秩序”“尺度-温度”“放权-赋能”三对关系，且需要“看不同时代所处的具体形势和发展阶段的不同要求”，以及城市管理者的能力。

　　营商环境问题已越来越与经济制度、产业政策、政商关系融合，复杂性、解决难度越来越高。较浅层次的营商环境优化空间随着改进而变小，我们需要直面较深层次、系统性的营商环境问题，包括但不限于对近年产业政策、监管制度及其推进方式，对企业权利和政商关系等的反思。

　　（来源：澎湃新闻 2024-12-15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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